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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第三支柱”如何撑起来？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

　　养老“第三支柱”如何撑起来？

　　阅读提示

　　截至2022年底，个人养老金缴费人数613万人，总缴费金额142亿元……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后，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个人养老金行情迅速升温。目前，收入较高且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积极性较高。未来，个人养老金制度有待进一步调整优化，进一步提升产品吸引力。

　　去年12月底，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的张华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并“顶格”存入了1.2万元，为自己的未来养老“支”起了第三支柱。

　　2022年11月25日，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发布通知，明确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北京、天津、上海等36个先行城市和地区启动实施。银行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个人养老金行情迅速升温。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1954万人，缴费人数613万人，总缴费金额142亿元。人们对个人养老金到底是怎么看的？《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

　　2022年12月初，为了帮在银行工作的高中同学完成年底工作量考核，在天津一家设计院工作的刘伟线上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了1元钱。“过程不复杂，填写相关信息，进行短信验证，就开户成功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人和刘伟一样，是被在银行工作的熟人拉着入局的。

　　个人养老金制度开始试点后，首批有23家银行可以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包括6大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以及5家城商行。

　　一场客户争夺战也由此打响。各大银行纷纷通过返现金、赠送消费券、积分等手段“拉新”。2022年12月29日，词条“每周60个新开户指标，个人养老金争夺战下的银行理财经理‘喊苦’”一度冲上热搜。

　　刘伟在开户后，获得了50元现金返现。对于是否继续往个人养老金账户存钱，他仍持观望态度。

　　税优是个人养老金的吸引力之一。按照制度安排，个人养老金开户后，可以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按照个人养老金的实际缴费金额进行税前抵扣。刘伟表示，自己的年收入在12万元左右，本身交税就不多，因此减税效果并不明显，可以再等等看。

　　个人养老金背后的“两本账”

　　与持观望态度的刘伟不同，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的张华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经过了深思熟虑。

　　2016年开始，他所在的企业开始为职工缴纳企业年金，这为张华的养老支起了第二支柱。这次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张华是想“支”起第三支柱，为自己养老多一份保障。

　　张华今年35岁，年收入在35万元左右，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减税账。

　　除去包括房贷、赡养老人两项专项附加扣除在内的各项扣除，他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约在18万元左右，适用于20%的税率档位。如果能再扣除1.2万元的个人养老金，那一年可以少交税2400元，按60岁退休计算，他可以少交6万元。

　　关于投资收益，根据制度安排，在投资环节，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税。

　　张华告诉记者，对于养老产品投资，他更看重的是稳健性，而非高收益。因此，他更倾向于选择相对保守的储蓄，“相当于为未来养老多存了一笔钱”。

　　按照3%的年化收益率计算，张华如果每年持续缴纳1.2万元，缴纳25年至退休，缴税后，他能从个人养老金账户中拿到43.71万元。

　　在福州一家国有银行工作人员张欢看来，个人养老金更适合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人群。在她接触的开户客户中，收入较高且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积极性普遍较高。

　　提升个人养老金制度吸引力

　　由于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投资风险。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合理使用存入养老金个人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养老金融产品？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建议，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年龄、财务情况和心理承受能力进行投资。比如，年轻人可以选择购买风险相对高的养老基金和养老理财产品，中年人投资要趋向稳健，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可以选择相对保守的养老储蓄产品。

　　根据规定，个人养老金产品由金融监管部门确定，进入个人养老金“白名单”的产品要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4个属性，从而更好保障退休人员的生活。《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也强调，销售机构要以“销售适当性”为原则，做好风险提示，不得主动向参加人推介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下一步，个人养老金制度如何更好地完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前理事长戴相龙建议，今后，可以把个人养老金最高限额提高到1.8万元以上，扩大税收优惠。同时，对个人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率实行保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进一步提升大家参与个人养老金的热情。

　　“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灵活化趋势，未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可以考虑将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打通，或者建立两者之间的衔接办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鲁全指出，目前，第二支柱是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缴费，如果劳动者换了工作，新单位又没有企业年金计划，那么他的第二支柱就会中断。他建议，增强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之间的协同功能。(文中刘伟 张华 张欢为化名)

　　王维砚

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